[13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铺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制度之基。
习近平同志指出：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128]其中，党的领导是根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
习近平同志强调，在人权问题上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习近平同志关于建设法治经济的思想观点十分丰富，其要点包括： 1.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积极推进国家安全、科技创新、公共卫生、生物安全、生态文明、风险防控、涉外斗争等方面的立法修法工作。程序是法律规则的运行代码，是法律体系的内置算法，是法治与人治的显著区别。
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人员必须信仰法律、坚守法治，端稳天平、握牢法槌，铁面无私、秉公司法。3.大力营造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经济发展法治环境。3、现代法治的中国方案：融合古今中西法律传统 中国法治要扎根中国大地，扎根中国文明传统。
一方面文明的核心价值贯穿于整个法治秩序，为法治秩序奠定了正当性和规范性基础。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就是把上述不同文明传统中的核心价值进行了全面概括和总结。国法是对普通老百姓的底线要求，而党规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高的政治和道德要求。法系一方面是文明秩序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是建构文明秩序的重要力量。
正如习近平所言：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在这个法治理论传统中，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旗帜鲜明地主张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由此，将党的领导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原则，从而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此，他明确提出中国法治建设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个重要思想。要实现依法治国，必先实现依法执政。正如习近平所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考虑。
中国法治建设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在中国法治文明的历史基础上创建新的法治文明。礼作为系统的规范和体制是古代士大夫阶层修身教化、治国理政的指南。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形成与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制度相匹配的法治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我们的政法传统。
晚清以后 从晚清以来，中华法系受到西方法律传统的全面冲击而解体。而今天，同样面对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历史性难题，习近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出了新的破解答案，那就是法治，实现全面依法治国。
正如习近平所言：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面对这个法治道路选择的根本问题，习近平特别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
它标志着中国法治走向了一条涵盖党规党法、国家法律和法规以及社会性规范和道德习惯法在内的多元一体的法治模式。因此，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说到底是由其政治体制、宗教精神、道德风俗、商业贸易、人口地理、环境气候等因素决定的，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法的精神。这种礼法传统尤其强调道德教化、风俗习惯对法治秩序的塑造作用，强调领导集体的道德信念、人格楷模对法治秩序的推动作用。党章以及党规党法所确立的理想信仰、政治准则、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等，无疑要高于国家法律的要求。中国是一个拥有辉煌文明传统的世界性大国但是，较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从苏联引进的法学研究对象包括国家和法的观点，此阶段的讨论并未形成新的共识。
传统意义上的法哲学只是法理学的别名，未真正在哲学的意义上使用，而法学领域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却有待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规律和范畴的角度进行阐释和论证。[79]从1984年沈宗灵的一般法律，到1988年张文显的一般法，再到这里的一般的法，一般法作为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得到官方认可。
[71] 罗子桂认为，法哲学比法理学居于更深的理论层次。[66] 与第三种观点相比，第二种观点更为流行，在这种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同马克思主义法学基础理论亦有不同，它纯粹是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一切法学问题，对法学理论进行再抽象再概括，使之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从而提炼和总结出法学唯物论和法学辩证法的范畴，原理及规律，因而，它同一般法学理论在深度、广度及研究角度上都有不同;[67]黄积祥认为：法哲学对法律的研究，应当具有总结和概括的特点，具有世界观方法论的特点，比法学基础理论站得更高，二者的关系应当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68]张瑞生认为，就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基本理论而言，法学基础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有相通、相同的地方。
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自编教材《国家和法权理论讲义》从章名、篇名到整体结构上与《国家和法的理论》几乎雷同。刘升平主张，法学研究的重点应是法律而不是国家。
他一并对他1983年出版的《现代西方法律哲学》的书名进行了解释：这是在‘入境随俗意义上使用‘法律哲学一词的。与研究对象二元论相比，研究对象整体论似乎并不占据醒目的位置，但却一直存在。一般法律一般法与一般的法并无实质区别。尽管在德国，并非所有学者都赞成考夫曼的观点，但考夫曼观点的传入，的确向中国法学界提示了从全新角度思考法哲学研究对象的可能。
基本理由是：教材是形成一个学科学理体系、凝聚学科共识的载体。法学基础理论时代与法理学时代在这三个面向上呈现出各不一样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检讨，可以厘清法学基础理论时代留给法理学时代的精神遗产，也可以为法理学的发展提供参考。
[61]以上对一般法的解释尤其是强调它指古今中外一切法这一点进一步宣告了研究对象二元论的终结，巩固了一元论的地位。该传统的研究对象是整个国家与法权，此即研究对象整体论。
我们认为，法学的‘基础理论属于理论法学，但理论法学不应该限于‘基础的东西。他认为：五十年代在我国使用的苏联出版的，以及目前我国使用的有关教材，一般采用‘纵的体系。
因此，梳理这一过程是再现法学基础理论更名法理学的必要前提。不过这里的方法是国家与法权理论的方法，而非整个法学学科的方法。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法学界就开始争论这个问题，直至1964年中国政法学会研究部、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政法研究》编辑部就法学研究对象问题召开学术讨论会，这一历史阶段的讨论达到高潮。[54]关于法学基础理论学科的改革，学术讨论会形成的第一条意见是：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在体系内容上进行新的探索，力求取得新的突破和发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基础理论。
沈宗灵在1983年出版的《现代西方法律哲学》中全面讨论了三者关系。因此，基础理论课这一表达不仅存在于法学学科之中，而且存在于其他学科之中，它是各学科具有相同或相似性质课程的统称，区别于专业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外语课。
1993年，由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研究生指导小组集体编写、张文显主编、供研究生教学使用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与方法论》出版。法哲学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法学基础理论。
[62]之所以是法学的指导性学科，是因为法的一般理论居于法学知识体系的最高层次，担负着探讨法的普遍原理或最高原理，为各部门法学和法史学提供理论根据和思想指导的任务。该传统强调剥削者国家与法权与社会主义国家与法权的本质区别，此即研究对象二元论。
